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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牛网元宵节快乐 | 不止“碎米为丸”，还有记忋中的张贴传统和年画风情

“十五日俗谓之元宵，人家碎米为丸，曰糖圆，以相餽遗”《光绪华阳县志》。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过了元宵节“过年”就算过去了。在我们的传统民俗中，可不止有“碎米为丸”，挂年画的张贴传统和年俗风情是否还在你的记忆中？

周慕桥为上海小校场年画店绘《新年十二景》之《庆赏元宵》（刊于1895年）

“欢天喜地庆新春”“好运连连荷田田”“红运起年”……挂上一幅幅鲜亮的年画，曾是不少国人儿时过年的记忆。挂年画与办年货、贴春联、剪窗花这些传统年俗一起，凝聚着国人对团圆、安康的深切愿望，也正是构成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生动细节。

一

年画，是我国绘画艺术领域里特有的一个画种。它植根于民间，历来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据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际，民间就有“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的习俗。魏、晋、隋、唐时代，受佛教艺术的影响，门神、桃符、钟馗像等风俗画相继产生，是我国民间年画的雏形。

晚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商业、手工业发展，特别是刻版印刷术在民间推广使用，为节令性绘画的大量印刷提供了条件，为木版年画应运而生打下了基础。

木版年画的产生，最迟当在宋代。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上升时期，作为民间艺术的木版年画也得以迅速发展。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都下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竟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狮子）、虎头，及金采缕花、春帖、幡旌之类，为市甚盛。”可见，当时木版年画不但有了热闹的集市，而且在内容、形式方面也已多种多样，已经普及于士庶人家，趋向商品化了。

门画《万年如意》（明）王树村藏

然而，明确提出了“年画”一词的定义及性质，始见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光庭撰《乡言解颐》：“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予之戏耳。然如《顺孝图》《庄稼记》，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

门画《福缘善庆》（清）中国美术馆藏

木版年画于清初步入高峰。这一时期，年画的题材日益广泛，创作技法也有了改进。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河北武强、四川绵竹、广东佛山……印制年画的中心产地几乎遍及全国。

二

上海印制年画的历史较晚，清末同治至光绪年间才出现了桃花坞式的木版画，最初是在城内（南市区，现归入黄浦区）旧校场出现了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有利可图，有些店铺转为自己印制年画——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绘稿并聘桃花坞工匠制作，其印刷、纸张均比桃花坞考究，行销颇畅。结果是，上海年画除在本地自销外，还返销了苏州。

《上海胜景洋场跑马图》陈同盛苏州桃花坞，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藏

《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文仪斋上海小校场，上海博物馆藏

在上海旧校场一带印制和销售年画的店铺，一度相当兴盛，字号有吴文艺斋、孙文雅、筠香斋、源兴、义盛斋、赵一大、甘德盛、老文仪等。像《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也会在过年的时候随画报附送单页年画。

上海印制的早期年画，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有寓意驱邪祝福的《金钱虎》（瑞符）、《定福官》（挂签），有戏曲故事《刘皇叔东吴招亲》（飞影阁刻印）、《招贤镇》《战宛城》（甘德盛刻印），有仕女花卉《兰闺韵事》（老文仪刻印》，有历画《福寿双全》（义盛斋刻印）等。

三

西学东渐以后，一些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我国，石印胶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石印年画和月份牌年画，先后在上海、天津兴起，并很快在全国流行。

月份牌画是继木版年画之后出现的又一重要年画品种，上海则是其发祥地。月份牌画的形成、发展和变衍，与外国资本输入和我国民族工商业兴起，及其激烈的市场竞争直接相关。

上海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后，外国资本家、冒险家们蜂拥而至，通过开厂、设店等攫取资源、倾销商品。他们招徕顾客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广告，最初曾直接从本国运来一些油画印刷品及风景画片，配以商品广告以为宣传，但由于这些洋画的内容和形式“不太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理解，以致很难收到宣传效果。这就不得不促使厂商重新考虑如何适应中国群众欣赏趣味进行美术宣传，经过研究和探索，最后借鉴和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和群众性最强的年画形式”（薄松年《中国年画史》）招徕顾客。

我国原本就有印制了月历和节气的民间木版年画，如《春牛图》《灶王》等。外国商人遂利用中国传统年画进行复制加工，这样便渐渐形成了月份牌画的形式。“月份牌”名称的出现，始于清光绪九年（1884）。在该年十二月八日《申报》头版刊出题为《奉送月份牌》的告示：“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准于明正初六日随报分送，不取分文。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西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行间，最宜查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堪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氈，无不相宜。伏祈届时赐览为幸。申报馆主人谨启。”《八仙上寿》（英商利华公司，1894年）、《萧史弄玉》（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19lO年），就是印有月历、节令的商品广告画。

中国画师周慕桥是上海从事创作月份牌画的第一人。与周慕桥同时期为商业宣传作月份牌画者还有赵藕生、李少章，他们以工笔画参照木版年画形式，绘制神话、戏曲故事，附以广告内容，用石印精印，随洋布、洋烟、洋油等外国商品赠给用户。因这一内容和形式喜闻乐见，得以广泛流传。

上海印发月份牌作广告的中外厂商，为数甚多。占据首位的是英美、南洋兄弟和华成三家烟草公司。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载，1923年该公司广告费内月份牌一科，预算即达四万元。当时受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的倾轧，处境十分不利，在竞争中“幸月份牌精美，才得以行销”。英美烟草公司还设有专门绘制广告的美术室，先后高薪雇佣梁鼎铭、胡伯翔、周柏生、倪耕野、吴少云等画家绘制月份牌画。其次是保险行业，以及一些经营煤油、医药、化学染料的洋行也出过月份牌画。

月份牌画之所以风靡，与擦笔水彩画法的发明和时装美女主题的兴起不无关系。郑曼陀于1914年首先运用这个方法来画月份牌，他为审美书馆画的第一张画《晚妆图》（1914年印行）成为月份牌画法之滥觞，也反映了月份牌从旧仕女画向新时装美女画的发展变化。郑曼陀的画法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广泛欢迎。中外商行竞向郑曼陀订购画稿，沪上其他月份牌画家亦纷起摹仿。擦笔水彩画技法很快成为月份牌画的主要形式。

上海太和大药房月份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泰生东靛青颜料号月份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1920年代之后，月份牌画由赠品转变为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又促使这一画种形成色彩鲜艳明快、题材内容多样的特点，在风格上也不断有所创新。除了新时装美女画外，还逐渐吸取了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等内容及各种民间文化特色，也出现了一些反映爱国主义思想和美好愿望的作品，如《梁夫人桴鼓战金山》《花木兰》《吉庆有余》《天女散花》等。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上海“孤岛”期间，月份牌画的国内市场萎缩、海外销路断绝，出版发行几乎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虽一度有所恢复，但由于当时彩印画片业粗制滥造、抄袭拼凑之风盛行，内容日趋颓废，上海月份牌画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月份牌画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上海刚解放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文艺处和上海美协筹委会，就组织了一批美术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创作了四百多幅新年画，并进行了一次年画展览，对于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宣传中国人民共同纲领、开国庆典等方面都收到了良好效果。1949年11月，文化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年画工作的指示》指出，“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一种艺术形式”，“反对某些美术工作者轻视这种普及工作的倾向”，并要求“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战斗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术上，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以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此外，还应当着重与旧年画行业和民间画匠合作”。

虽然上海的新年画创作进步很快，新题材的比重不断增加，艺术质量稳步提高，但是，由于当时年画的出版发行仍被私商掌控，年画市场较为混乱，一些内容不健康的旧年画及月份牌画还在大量行销。 1951年9月，根据文化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对上海私营出版业的领导，消除旧年画及月份牌年画中的毒害内容指示》，上海市文化管理部门及时封存了一批黄色、迷信旧年画，为新年画的繁荣发展剪除了“蔓草”。同年10月，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美协及时组织了“年画作品观摹会”“新年画展览会”，邀请年画工作者座谈讨论，交流创作经验，倡导以新内容的作品占领广大农村的年画市场。上海同时对私营年画的出版发行商开始进行整顿。

经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批准，上海9家私营年画出版商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的上海画片出版社，1954年9月1日开始筹建，1955年3月16日正式成立，社长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任（上海画片出版社后于1958年9月1日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两家出版社在出版年画业务上的分工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部分具有指导意义的新年画，上海画片出版社出版以月份牌画为主的普及性年画及通俗画片。

1950年代上海画片社出版的年画

在新中国文艺政策指导下，经对私营画片商整顿改造，并充分调动了年画工作者的积极性，上海年画质量逐步提高，印发数量也快速增长。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上海新年画和加以改进的旧版月份牌年画，出版发行数为700多万份。上海画片出版社成立的当年（1955）春节，上海年画出版380种，总印数达五千多万份。1958年，上海年画初版和重版近600种，印数已达一亿一千多万份，占当年全国年画发行总数的四分之三。

这一时期，上海年画题材不断丰富，人物形象趋向健康，传统中优良的表现方法也从表现新内容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出现了一批较高水平的作品，如金梅生的《菜绿瓜肥产量多》《全国民族大团结》，李慕白的《老鹰捉小鸡》，杨俊生的《和平万岁》，忻礼良的《在和平日子里成长》，谢之光的《洛神》，金雪尘的《将相和》等。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传统题材，都注重了主题思想的积极性和完整性，注重了人物思想感情和环境气氛的典型描绘。

特别一提的是，上海摄影年画于1960年代初异军突起。这源于1960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在沪展出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展品中选定两幅彩色剧照《文姬归汉》《救风尘》，制作成年画。因其色彩鲜艳浓郁，人物形象逼真生动而备受欢迎，多次重印。从此，摄影年画开始为群众所熟悉和喜爱。1966—1976的十年间，上海年画创作出版停顿了数年，唯被列为摄影年画品种的领袖像，以及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照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版发行，遍及全国城乡。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正确轨道。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促进了年画创作的活跃，带来了年画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年画市场出现了兴旺景象。

1979年以后，戏曲题材如越剧《红楼梦》《梁祝》《孟丽君——团圆》、京剧《穆桂英》等广受欢迎，儿童形象和祖国锦绣河山、世界奇异风光题材的摄影方格年画发行量也逐年上升。1980年代，全国年画发行量每年约七亿份左右，年画出版阵地从原来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等地不多的几家出版社，发展到全国各省、市的五十多家。